明式家具繁荣的前夜。
今天我们谈论明式家具，目光往往首先落在那些黄花梨、紫檀的器物上。圈椅的弧线舒展含蓄，画案的
边抹起线干净利落，仿佛这种简洁与风雅是从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然而在明代开国之后的近两
百年里，宫廷与民间使用的仍是宋元以来的软木髹漆家具。
双层九子漆奁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明令规定：“公侯及以下官员的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漆饰的秩序，才
是家具地位的最高标尺。
清 黄花梨镶大漆描彩龙纹靠背椅（一对）
那么，是什么打破了这种沉寂？是什么让硬木家具在明代中后期骤然崛起，并成就了世界家具史上难以
逾越的高峰？
禁海绝材
明代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面对的是元末战乱后的凋敝与东南沿海的倭患。为了禁绝海道，靖清海氛
他颁布了严厉的海禁令，民间私人出海贸易一律视为非法。
明太祖 朱元璋像
然而，海禁并不意味着明朝与海外完全隔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宝船远达东非，
声势浩大。但郑和的航行是纯粹的官方行为，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海外诸国以进贡的名义带来本地物
产，明朝则以数倍价值的赏赐回赠，谓之厚往薄来。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
——《明史册·郑和传》
这种贸易不计成本，图的不是利润，而是万国来朝的政治面子。郑和船队带回了南洋硬木，但这些材料
仅供皇室赏玩和少量制作，从未进入民间市场。下西洋的壮举在宣德年间戛然而止，其后朝廷更趋保守
郑和的航海档案被官员刻意销毁，理由是“费钱粮十万，军民死者万计，无益于国”。
明代出口青花瓷
朝贡贸易萎缩之后，民间走私却在暗处蓬勃生长。浙江、福建沿海的私商船队偷偷驶往吕宋、暹罗、爪
哇，带回香料、象牙，当然也包括紫檀和花梨。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但走私毕竟冒
险，规模有限，且随时面临官府的缉拿。嘉靖年间，朝廷加大海禁力度，试图根绝走私，结果适得其反
—沿海商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纷纷加入海盗集团，倭患达到顶峰。
明 《抗倭图卷》
禁海不但没能肃清海上不安定因素，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寇”。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这一年，福
建巡抚涂泽民上奏，请求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船前往东西二洋贸易。刚刚登基的明穆宗采纳了这个建
议，在福建漳州月港正式设立督饷馆，开港通商。
明 隆庆帝画像
这是自洪武以来近两百年里，朝廷第一次允许私人合法出海。月港从此成了一扇窄门，却涌进了整整一
个时代。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中期苏州城繁荣景象
开关之后，大量中国商船驶往马尼拉、大泥、交趾，与西班牙、葡萄牙商人交易。中国的生丝、丝绸、瓷
器换回了巨量的白银。从1567年到明朝覆亡的七十余年间，经由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约有3.3亿两，占当
时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
与白银一同登岸的，还有东南亚与海南岛的花梨、紫檀。这些硬木第一次以商品的姿态自由进入内地，不
再是贡品，不再是奇珍，而是可以用白银买来的寻常材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 《琼州海黎图》中运木场景
这些珍木从漳州上岸，沿着水路运往苏州、松江、嘉兴——那里有中国最发达的商业网络，也有一批等
待时机的匠人。隆庆开关的意义于中国家具史来说，远远超出了贸易本身。它解决了明式家具最根本的
物质前提：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这道闸门的开启，也许就没有明式家具在明中后期的辉煌。
匠籍束身
材料有了，还得有人来做。但在宋元至明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匠人并不自由。其原因在于，元代
遗留下来的匠户制度在明初被完整继承。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称为匠籍，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
匠户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轮班匠，他们隶属工部，每隔几年就要从原籍地自带工具和口粮，长途跋涉到
京城服役，每期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第二种住坐匠则常驻京城官营作坊，每月服役十天以上。这
些匠人实际上是国家依附民，劳役繁重且无报酬，很多人不得不靠典卖儿女来维持上路盘缠。
更严酷的是，这份劳役是世袭的。父亲是匠人，儿子也只能是匠人，不能考科举，不能经商改行。一道
户籍锁链，将手艺人世代束缚在官营作坊里。
《鲁班经匠家镜》部分插图
长此以往，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推动了上层的制度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开始推
行纳银代役——轮班匠若不愿亲身赴京，每月可缴纳一定银两，以代劳役。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
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缴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
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半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明史·食货志》
南匠九钱，北匠六钱。这是一项务实的改革，官府管理不善，匠人消极怠工，与其让他们在官府里磨洋工
不如收银子省事。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十四万多名轮班匠，每人每年只需缴纳足额“班匠银”，官府则用
这笔银子另行雇工。
纳银代役看似只是交几两银子，实则是一种根本性的解放。匠人不再被官营作坊捆绑，可以自由择业，
可以将自己的手艺拿到市场上换钱。这种解放的意义，在隆庆开关之后迅速显现——硬木材料大量涌入
匠人又有自由身，二者在江南相遇，便催生了民间硬木家具制作的热潮。
明 黄花梨独板三围屏罗汉床
当时苏州、嘉兴、松江一带，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人从月港买来硬木，交给苏州的匠人加工
苏州匠人以精工细作闻名，刨子、凿子、锯子在他们手中运用自如。榫卯工艺在硬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花梨质地坚硬，不易变形，恰好能承受精密而复杂的榫卯结构。
明 黄花梨罗锅枨马蹄腿八仙桌
木材本身的纹理得以呈现，黄花梨行云流水的鬼脸纹、紫檀沉穆静穆的底色，第一次被当作审美的主角。
匠人的自由，是明式家具崛起的第二道闸门。
文臣秉政
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制作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谁来为家具定调？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朱元
璋以谋反罪处死丞相胡惟庸，随即下旨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并留下一句祖训：后世子孙不得复设丞相。
皇帝要亲自统领六部，大权独揽。
朱元璋的用意是防止权臣篡位，让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然而，一个人处理天下事务终究是
有限的。朱元璋本人精力过人，曾在八天之内阅览奏章一千六百余件，处理政务三千余项，但他的子孙没
有这份毅力。
建文四年（1402年）开始，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内阁制度。起初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但到了
明中后期，内阁权力不断膨胀，首辅俨然已是无丞相之名的丞相。
明 《五同会图卷》 佚名
内阁成员皆出自翰林，翰林又来自科举。整个明代，文官们通过层层科举选拔，形成一个既服务于皇权、
又与皇权博弈的庞大官僚体系。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废除丞相，非但没有削弱文官集团，反而让他们以
一种更隐蔽、更稳固的方式掌握了国家权力。
文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定义什么是“雅”，什么是“俗”。而这种定义，需要物质基础
来支撑。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文人的审美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沃土。
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中国的经济重心。到了明代，农业上推广双季稻与套种技术，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松江府“邑中女红之业，衣被天下”，湖州府“蚕桑之利，甲于东南”。纺织业的发达催生了一大批专业
市镇，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市镇之间水路相通，商贾云集，形成了一张密集的商品流通网络。
古往今来，财富的积累大多最先体现在居住上。于是，造园就成了江南士绅阶层最热衷的消费。苏州的拙
政园、留园，太仓的弇山园，嘉兴的勺园——一座座私家园林在嘉靖、万历年间大量出现。这些园林不仅
需要建筑，更需要内部的陈设。厅堂里摆什么、书斋里用什么、卧室里放什么，都成了需要精心考量的事
情。
苏州拙政园 太师椅
“古人鼎彝俱有底盖，今人以木为之，乌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诸俗式。”
——文震亨 《长物志》
这一时期的文人不仅仅是园林的主人，更是家具的设计者与品评者。他们有丰厚的收入，有大把的闲暇
也有对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
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
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范濂 《云间据目抄》
文人以自己的审美标准过滤掉了繁缛的雕饰与艳俗的镶嵌，将硬木自身的纹理与色泽推到前台。他们崇尚
简洁、素雅、含蓄，推崇计白当黑的美学。匠人们凭借精密的榫卯与锋利的刨刃，将这种美学付诸实践。
我们如今所说的文人家具，正是来源于此。回望繁荣前夜，明式家具在隆庆、万历年间的崛起，路径清晰
而必然。三股力量在隆庆、万历年间交汇，便催生了那个硬木家具璀璨的时代。我们今天把玩一把明代的
黄花梨圈椅，看到的是优美的线条与温润的包浆，却未必想到——那条曲线的背后，是一道海关的奏折，
一本匠籍的注销文书，一间文人的书斋，以及江南一座园林里的某次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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