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家具研习社 |
明式家具的气质，乃是透过它的技术表层，揭示它的内涵气韵，或言灵魂。这是明式家具之所以居于世界艺术宝库的力量所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乃是明式家具的灵魂，是明式家具之所以被称为“明式”，之所以享誉世界，之所以被中外专家倾心、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之根本所在。
明式家具的文人风格的形成，确有着她独特的社会背景、地域条件，以及一大群文人参与的结果。这样说并非要否定工匠的智慧，明式家具的成就离不开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明式家具的成
就是文人智慧与工匠技艺的结合产物是勿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今天研究明式家具的审美价值时，就不能否定其主导因素不是技艺，而是她的风格内涵，
内在气韵，或言气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其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就社会环境说，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元末蒙汉地主武装的混战，于1368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解放了元朝手工业奴隶为良民，使他们独立经营，
对手工业工匠实行住坐（从民间征集工匠来京为皇家生产，每月服役10天）和轮班（各地工匠
每三年来京服役三个月）制，工匠有了一点个人的营业自由。
这对当时的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极为发达，原有城市更加繁荣，新的城市勃勃兴起，除皇亲贵戚外，城市里的富商巨贾
们也争相修建私宅和园林。可想而知，家具业也必应运而起随之兴旺起来。这政治上的稳定和工商业、手工业以及
海外贸易的发达，乃为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明文震亨《长物志》
我们从现在流传的明代文人书札、文集和诗书、绘画中还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热衷于家具的研究和亲自参与家具设
计者是大有人在，也是历代所不及的。他们对家具的形制、尺寸、材料、工艺、装饰以及家具的审美标准等等方面
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更有明代文人画家自行设计家具并绘留后世者。
明代文人撰写家具方面的论著，其人之多，涉猎问题之广，也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拟的。这便是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气质的由来。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和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
《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析、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
以上这些家具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与《鲁班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
风格与审美。强调“雅”，宣扬提倡家具的“古雅风”，具体讲就是“古朴”和“精丽”两个主要标准。
“古朴”就是崇尚远古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如《长物志》论及方桌时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
“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
《博物要览》中有“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金丝者出山峒中，木纹有金丝，向明视之的烁可爱，
楠木之至美者，向阳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古朴’、“古雅”、“奇古”、“古制”等等，
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这一审美观点，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
具珍品，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榻，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
质朴特点。
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与文人提倡“古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
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雅丽”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这一点在明代文人的论著中处处可见。
“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
“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
这些“精丽”与“精雅’的要求，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线条与秀丽的体态，以及它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
卯禅结构中，都能明显看到。
这“精丽”之中，饱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
工匠浑成的珍品时，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
大批的文人论著中告诉我们，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品种与形制等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出于文人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如：“以置尊彝之属”的台几（《长物志》）
“书室中香几”（《遵生八笺》）
“置熏炉、香合、书卷”的靠几（《遵生八笺》）
“如画上者”“人清斋”的藤墩（《遵生八笺》）
“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的叠桌（《游具雅编》）
“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铜玉小器为宜”。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衎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耸，何施不可。”《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仰观书并花下卧赏。”《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
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的悠然自得。
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
“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最佳……，尝见郭公砖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此砖驾琴抚之，
有清声冷冷可爱”。以上可见，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对十家具的品种
、形制，用材以及特殊功能……都作了深人研究，无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
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价值。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
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人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
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这些文人书画与家具的合作，增强了家具的
观赏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历来以“重文轻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
明 十七世纪 紫檀南官帽椅（一堂四件）
高 101.9cm 宽 56.8cm 深 45.7cm
在现存的珍品中，有祝枝山、文徵明两位名家书写诗文于椅背上的两把官帽椅。一把在条板上镌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
一段文字，从“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直到“暂得于已，快然自足”约百字。落款为“丙戊十月望日书，枝山
樵人祝允明”。下有两方印，一曰祝允明印，一曰希哲。
另一把的条板上文徵明书有：“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煮苦茗吸之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
所藏法帖笔迹画卷纵观之’。落款为“徵明”，下用两方印，一日文徵明印，一曰衡山。
还有在椅背上作书的周天球与祝枝山、文徵明，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周是大书法家，祝是大文学家
兼书法家，文乃是书画家，祝、文与唐寅、徐祯卿在当时是有名的“吴中四子’或“吴中四才子”。
这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倾心家具，将自己的书法刻于家具之上，视家具为抒怀的园地，
以充清赏珍玩，可想家具的艺术价值怎能不身价十倍呢？
这些文化名人的书画与家具相结合，对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以及艺术价值的提高，
都是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
以上所谈的《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长物志》、《格古要论》中的琴台、琴桌等，都可以说是文人的设计，
更具代表性的乃是唐寅在临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所展示出的家具设计才华。
古来凡临前人画卷，大都是一招一式忠于原作，因此古代鉴赏收藏绘画的人，对临本是同原作一样重视的，认为
“不失神采笔纵”、“所宜宝之”。
而唐寅所临的《韩熙载夜宴图》可谓锦上添花之作，在忠于体现原作主题的前提下，又以自己的才智进行了再创造，
作了不同处理，增强了原作的艺术魅力。
唐寅临本，首先对原作的段落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每幅画中又增绘了许多家具。唐寅在临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再创
造中，表现出对家具设计的非凡才能。除增绘的家具以外，唐寅对原作的家具，也以个人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局部修改。
他能在一幅画卷上，除临原作二十多件家具外，又增绘了二十多件家具，这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从唐寅临
《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清楚而又具体地看到了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回到那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尤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城市，那里是一个萦荣的
经济、文化中心，楼台殿阁，水榭园林比比皆是。工商、手工业异常发达。街市整洁，作坊林立，商品百富，市场繁
华。家具产品的种类繁多，紫檀、花梨等木材，在工匠手里变成一件件古朴奇巧的家具，一些被皇亲贵戚、地主富商
们争相选购，一些运往全国各地。而家具的受宠又激起了文人的热衷，推动了工匠的技艺。在文人荟萃的江南，一大
群得志或失意的知识分子，在诗兴酒浓之余，醉心于家具，对其品种、式样、装饰、功能等等方面切磋琢磨，使得明
代家具得以大发展，以至成为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高峰。同时孕育成熟了家具的独特时代风格——文人气质。